ytppp 如美国1966年《信息自由法》取消了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中公共利益、正当理由等模糊术语，明确列举了9项免除公开的情况，从而确立了公开原则。
[4]参见朱德米、杨四海：《负责人批示：个体权力与体制运行》，《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4期。行政批示作为一种独特的行政现象，用现有的行政法理论进行描述颇为困难，对其性质的界定必将对现有行政法理论产生冲击，这或许能成为相关理论变革的契机。
各部、各委员会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因为，个案批示会直接涉及到特定相对人的权益，原先的内部行政行为具备一定的条件后效力外化，并引致对个案批示可诉性的讨论。第一种态度是坚持法治原则，认为遵守法律是公务员的责任，公务员对违法的命令有不服从的义务。第四种分类是依据批示针对对象的不同分为针对不特定事和不特定人的批示与针对特定的人和特定事的批示。[20]我国《公务员法》第54条就明确规定，在上级不改变指示或做出立即执行的情况下，即使公务员认为该决定或者命令有误，也应当予以执行。
如果行政批示不具有职权要素、意思要素、效果要素，那么它也不可能外化而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此外，被上诉人新安县和兴化工有限公司当庭答辩称：新安县电业公司依据县政府的批示断电，并向我们送达了该批示，该批示对我们的权益义务产生了实质影响。即便是相对独立型的权力，也与全国人大的其他职权紧密相关(如解释宪法与修改宪法)。
1983年通过的《海上交通安全法》首次赋予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权力，从而使审判权的外延得到扩大和完善。由此可见，对法律监督含义的理解应当将人民检察院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的地位考虑在内。同时，三峡工程决议也是迄今为止全国人大为工程项目所做的唯一一次表决。摘要: 宪法第3条、民主集中制以及机关+职权早已成为解释我国国家权力横向配置的一种通说。
同时，由于组织差序格局的存在，监督的强度呈现梯度递减的态势。人大对政府的决定或行为可以直接宣布无效，因为地方政府管理地方重大事项的范围都是同级人大决定权的范围。
[8]当然，也有学者指出，权力制约是民主集中制的应有之义。宪法也赋予国务院双重身份，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和最高国家行政机关。[46]此时，在这种特殊的差序格局中，全国人大常委会与一府两院的立法程序权利并无二致。事实上，制约机制并不限于刑事诉讼环节。
[38]因此，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能否将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对象、能否超越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其所开展的监督是存疑的。另一方面，国务院在执行法律、法令的过程中，必须展开一系列的组织工作和管理工作，并统一和协调国务院所属机构和全国各级行政机关，所以它又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十一)领导和管理民族事务……(十七)审定行政机构的编制，依照法律规定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人员……而这些职权立法事项与《立法法》8条大部分法律保留事项存在着交叉重叠关系。
吴邦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2009年3月9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9年第3期，第334-335页。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将全国人大设定为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
五元结构、组织差序格局、人大组织优位、议行融合体制以及有限监督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我国横向分权的共同结构基因，集中反映了权力配置的结构性规律和特征。禁止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兼任同级一府一委两院职务也是为了避免职能混同。
参见《宪法》第62条第12项。[48] 四、人大组织优位及其对权力配置的影响 (一)人大组织优位 在明确相互间职权关系前，现行宪法首要明确了人大及一府一委两院这五个基本权力单元之间的组织关系。一种意见认为，人大常委会对具体案件进行监督，介入司法机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具体办案活动，实际上是代行审判权和检察权，不符合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机关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职权分工。同时在这个前提下，对于国家的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也都有明确的划分，使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等其他国家机关能够协调一致地工作。而一委两院仅被要求向人大负责，并不要求报告工作。[52]同注[39]，韩大元文，第115页。
[24]1954年《宪法》第27条第14项、1975年《宪法》第17条、1978年《宪法》第22条第10项。或者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国务院关于该建设项目的报告。
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监督国务院的工作，并且有权撤销后者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在各自体系内部，各机关对下级机关的决策具有监督权。
申言之，我国的制约机制并不致力于取代原决策机关所行使的核心功能并颠覆性地改变这种决策权，其不能代行监督对象的核心职权。张锡恩教授认为，民主集中制完全能够容纳权力制约。
(二)差序格局的部分修正 但是，上述差序格局也并非一成不变，其也被后续立法朝不同方向进行改造。但是，防止宪法司法化的提出、相关批复被废止意味着审判权通过借助宪法监督立法权依然面临重重不可抗力般的刚性障碍。有学者认为，这背离了宪法的初衷。[17]在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现行宪法制定过程中，曾就检察权究竟是司法权还是行政权、是由检察院还是司法行政机关行使产生分歧，但最终还是选择将其界定为司法权。
正如彭真同志坦言，还有一些意见，虽然是好的，但实施的条件不具备、经验不够成熟，或者宜于写在其他法律和文件中，不需要写进国家的根本大法，因而没有写上。参见张翔：‘应有的独立性、报告工作与制度变革的宪法空间——关于《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草案)》第11条的修改意见，《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6期，第32-38页。
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则使法院拥有更为体系性的行政审判权。[4]但是，二十年后，民主集中制的官方解读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其实，组织优位与职权独立都是宪法所确认的原则。既然全国人大的决策缺乏明确的宪法依据，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国务院是否有权单独作出上述决策而无须经由全国人大这一决策平台呢？具体而言，国务院能否依据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这一具体的权限决定建设三峡工程？上述问题依然存在讨论的空间。
童之伟主编：《宪法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2-245页。[81]这是一种典型的监督有限论，它是以尊重监督对象的职权独立为前提的。对此，宪法规定，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其次，人大针对一府一委两院的监督具有单向性。
《监督法》立法过程中，围绕个案监督所引发的争论则进一步凸显了监督有限论在我国的主导地位。[11]陈端洪：中央地方关系中的民主集中制，中国—瑞士权力的纵向配置与地方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5页。
辅助型权力(如基本法律修改权)本属于全国人大，仅因会期的刚性制约而由常委会代全国人大行使。参见周伟：论宪法内容修改之限制，《法学评论》1997年第5期，第11页。
缔约权对应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条约、协定批准废止权。也可以说，这是我们对国家权力主观认知上最大的困扰之一，它时不时地拷问和考验着立法者、学者和公众。
